凌晨一点半,飞机低低地掠过一片片灯光闪烁的海岛,那是黑沉沉的菲律宾海上,散落的珍珠。在43岁这一年,我决定远赴菲律宾学习英语。
过去一年,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,两鬓全白了。建筑摄影和撰稿曾经是我主要收入来源,凌晨三四点拉着一堆设备赶往建筑施工工地等待黎明是常有的事,被朋友戏称“摄影民工”,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路上。近年地产业下行,新楼盘的拍摄需求减少,收入骤降,但每个月只是房贷加社保就近万元,留给中年人的时间和选择已不多。
除了能吃苦,人到中年的我好像没有一点竞争力,重新规划人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议题。
我决定重拾英语,争取去加拿大读个就业率高的硕士学位。欧美国家年龄歧视要少很多,即便我再读两年书,毕业后重新工作应该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。
菲律宾诸岛官方语言是英语,近些年,日本、韩国在菲投资了教英语的语言学校,相比国内每月费用两万左右的培训班。菲律宾的学校价格只有一万出头,主打的就是性价比。除了经济实惠,还能顺便感受一下异国文化,很难不让人心动。
寒暑假以外是菲律宾语言学校的淡季,我在网上搜集信息,竟然还找到了位于菲律宾沿海城市宿务的A校,宣传信息数据显示A校由韩国人开办,学费不仅每月不过6000人民币,淡季还免食宿,唯一不好的是学校规模较小。
机场距离A学校十多公里,深夜时分,出租车在矮矮的楼群里穿行,偶尔闪过一树树暗紫色的三角梅。二十多分钟后,出租车转进一条灯光昏暗的胡同,碾过坑坑洼洼的水渍路面,停在一面紧闭的深棕色大门前。这就是A校了。
来之前,听说学校在富人区……要不是有学生经理接机,我会立刻怀疑司机图谋不轨,虽然我兜里比脸还干净。
铁门打开,学校是L型两层小楼,与一排单层建筑围合出一个不及两车道宽的狭长院子,五十步到头。绿漆地面,四把红色遮阳伞,几张白色桌椅板凳置于其下,沿宿舍楼阳台种着几棵棕榈树。应该是全部课余活动空间了。
我住4人间,推开宿舍门,黑暗中有南方普通话传来,“赶紧睡吧。”我说“嗯嗯,被子在哪里呢?”另一个口音的汉语响起“没有被子,只有床单。”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躺下。空调冷气逼人,不得不把刚脱下的羽绒服又盖在上身。
一个想法涌上心头,这里都是中国人?看来我期待的全英文环境不太可能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A校一共40多个学生,3个来自俄罗斯,据说是为了逃避服兵役,4个来自越南和沙特,余下的都来自中国。
早晨七点,奇怪的韩国音乐把学校吵醒,鸡鸣伴着狗叫在墙外此起彼伏,若不是嘈杂的汽车喇叭声,会让人误以为在某个田园牧歌的乡下。
每个学生都要在八点前去自习室完成单词测试,A校是半斯巴达模式,不参加测试将会被禁足一周,课后和周末都不能出学校。测试很简单,把备选的20个单词填在相对应的释意后面,不会的可以查字典。来迟的同学会把测试纸拿到餐厅,边吃早饭边做题。学校餐厅提供韩餐搭配当地饮食,大酱汤,辣白菜是标配,偶尔有大米粥,齁咸,吃起来倒是快捷。
两周后我已经逐渐熟悉了这些行色匆匆的同学们的身份:他们中有倒闭寿司连锁店的老板,美术培训机构的投资人,已经拿到加拿大签证的宁波商人,失业的高管和软件工程师……
早晨五点半,栋梁醒来了,六点,他已经拿着手机去院子里背单词了,就坐在红色的遮阳伞下。1983年出生的栋梁给自己定的任务每天要记10个新单词,他最早记住的句子是 “where are you from?”
熟悉之后,他告诉我,“我从农村的初中毕业,到现在25年了。那时候英语满分150,我考36分。”栋梁能够说是零基础来学英语,他把自己“钉”在这个迷你学校,与英语死磕 “想放弃的时候,我就扇自己两巴掌。”
同学们说起他,是那个“深圳开花店的老板”。来菲律宾学英语前,栋梁在深圳开了8年花店,再之前,他是网约车司机。花店行情最好的时候,刨除房租水电,全家的吃穿度用,一年还能落下20-30w。我们的故事都是相似的,消费降级对栋梁的小店影响很明显。“以前情人节99元的玫瑰能卖10束,现在人们不买价格贵的花了。”2023年他只有“母亲节”和“三八节”赚了点钱,今年情人节,栋梁的花店只卖出去了一束玫瑰。
花店是夫妻店,栋梁每天和妻子要忙碌16个小时,收入却慢慢的变少,夫妻俩总是吵架,最激烈时,妻子连说了5次要罢工。
生活焦头烂额,留给中年人的选择慢慢的变少,他还有两个孩子,栋梁听说西方蓝领工资高,有了去国外打工的想法,哪怕是洗碗送快递。他也听说过走线,但是栋梁并不想穿越大半个南美和雨林,“太危险了。”听说日本签证可以直接去墨西哥,他下功夫申请了日本5年签。
在A校,我们每天七节课,上午8点开始第一节课,每节50分钟,其中四节一对一口语课,三节小组课。
课程分ELS(简单英语)和IELTS(雅思),ELS课程围绕购物,问路,吃饭等日常生活场景。中国同学们多数选的是ELS课程,侧重练习听、说,正好与我们的“哑巴”英语对症。
白天校园的院子非常安静,但一旦推开一对一教室走廊的玻璃门,嘈嘈杂杂的声音就会将你包围,恍惚走进了某个农村大集。每个教室都在热烈的交谈,抑扬顿挫的中式英语有时会让忍俊不禁。笑起来眼角小鱼尾欢快游动的中年人,嘴巴张成各种形状,跟着年轻的老师一板一眼的纠正发音,我也一样,学习“iron”的发音时,练的脸部肌肉发酸,舌头都要抽筋了,对着App发音还是识别错误。好不容易蒙对一次,三分钟后又找不准舌尖的位置了。
小组课上更热闹。学校也有被家长带来学习的小朋友,和我们大家一起上课。鬓角斑白的同学和5岁的小朋友一起,总被小朋友抢答,年长的学生脸上挂着尴尬,一边羡慕一边唉声叹气。我对小组课是又爱又恨,一开始基本听不懂,有时候老师讲了几分钟,我还不知道在课本的哪一页。后来我就轻声跟读老师讲的课,发现说一遍比只是听一遍能更好的理解。
中年人学英语的热情还不止于此,我把手机和电脑都调成了英文系统,装了六、七个学英文的App,每天刷题,打卡单词,在多个APP之间切换。同学没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讲英文,我只好缠着菲律宾门卫尬聊。学校院子里的遮阳伞下,课后总能看到一两个中年人,抱着手机念念有词。每天傍晚还能看到一个穿灰色T恤的男人,戴着耳机,低头盯着手机咕咕哝哝,在院子里来回绕圈,那也是在背单词。有的单身女生招数与其他人都不太一样。她们下载了国际版相亲软件,只与说英语的异性聊天,如果离得近,就约见面,主打浸润式学习,全方位创造英语使用机会。
A校白天不准出校门,晚上有宵禁,10点后不能出入,沉重的校门整日紧闭。在这里待得久了,大家都会有种被困在监狱的感觉,白天一整天课,晚饭后稍可放松。在暑热消散后的小院,三两个同学常常聚在一起聊天。也是在这里,我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更多伙伴们的故事。
旭汝和我一个小组课,是吊在七零尾巴尖儿上的高材生,华东理工本科,上海大学硕士。离开职场的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,也常常趿拉着拖鞋去上课,平时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,但是上课却从不含糊。有的同学选择逃课,旭汝一节没落过。
旭汝过去在新能源领域的上市公司工作,2023年2月份离职前,他还是一个年薪50w的副总经理,从几百万的小项目到上亿的大项目都带过。曾经为赶工程进度四天休息10小时,全靠红牛续命,也曾因为被甲方刁难,到母亲墓前躺半天,平复情绪接着干。
旭汝最后一份工作是一家新能源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,他原本想认认真真把公司做好,但后来他逐渐明白老板不想通过销售来获得效益,企业基本是在亏本运营,主要靠漂亮的报表融资。当时招聘他进来也还是为了定向增发。“其中一次,股价一个月涨了100%,企业卖出,赚到真枪实弹要干几年的钱,却把全部股民套进去了。”
2023年二月份,旭汝被裁员。在此之前,他已经有预感。一月底开始投简历,到三月份旭汝已经投了一两千份,得到了三次面试机会,但都无果而终。再后来,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原本的企业骨干,家里的顶梁柱,忽然变成了一个“无用”的存在。抑郁、失眠、刷手机。中年失业让旭汝像一颗被甩出轨道的星星,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
“老婆并不会催我去找工作,但是每次买东西付款的还是我。”随着旭汝的叙述,遮阳伞下的人群陷入短暂的沉默。他并不孤单,正经历着同样迷茫和阵痛的人一抓一大把。
“唉,我还不是一样,一个月没等到一个面试电话,当时都怀疑电话是不是欠费了…… ”程序员南郑把刚抽出来的烟弹回烟盒内,长长叹了口气。
一头浓密的黑发让南郑看起来不像个标准的程序员,90后的他日常黑T恤,白净还带着婴儿肥的脸上总挂着随和的笑容。2023年3月份之前,他已经在上海一家中小型上市公司工作三年。熬过了刚入行的适应期,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游刃有余,甚至是有点清闲。只是工资不算很高,“够花够玩儿,每个月存不下太多钱。”
南郑想换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,没多想就裸辞了。他以为投完简历不超过一周就能找到新工作,刚毕业还没任何工作经验时,一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个面试电话。但是现实让他措手不及。
第一周,没接到一个面试通知。第二周,增加了简历的投放量,还是没一点动静。半个月过去了,他开始海投,一天甚至投上百个。
南郑一个人住在嘉定的出租屋,每天醒来,先抓过手机看有没有面试通知,但总是一无所获。他感觉自己心态要崩了,“晚上一个人拎瓶啤酒,马路边一坐,挺难受的。”他停了社保,开始领取失业金。喜欢的电子科技类产品上新也不再关注,游戏不再充值,外卖改成自己买菜做饭,烟抽得更凶了,但是从二十元一盒换成了十元一盒。
在旭汝大半年的求职过程中,遇到的人事常会问他英语怎么样,好不容易有一份外派欧洲的工作,面试时又因为语言被拒。如果英语好,会不会就能找到工作了?旭汝决定重拾英语。一种原因是逃避当下找工作的焦虑,另外是继续学习会让自己有至少还在做事的安慰。
南郑报名了菲律宾高校IT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,上网课也行,但是必须在菲律宾停留够一定时长,南郑索性来到A校学边学英语,边修学分。到菲律宾两个月后,家人打不通南郑电话,微信联系时才得知他已经离职,正在国外学习,没有多问,给他转了2万块钱,算是一种态度。
在场的另一位女性是80后的慕岚。来菲律宾之前慕岚在上海一家4S店收购二手豪车。前三年负责宝马,每年成交量两百多台,她自己的工资也一路上涨,最高时一个月3w有余。
2022年前,很多年收入三四千万的客户到年底提一台宾利能抵一百万的税,对这些富裕之人,买豪车成了常规选项。但是疫情之后,这样的客户几近消失,二手豪车行业在下坡路上快速坠落。
她是个单亲妈妈,一个人在上海打拼,9岁的儿子跟着外婆在合肥读书。离家在外本是为了工作,现在工作也不行了,她于是辞职回到合肥,但是特别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慕岚觉得不如给自己一个gap year,“好好想想。”
慕岚一直很坚强。当年领完离婚证,她直接收拾行李,买了张去西藏的火车票。在无人区露营那天晚上,她坐在篝火旁,看着星空,在脑海里把自己的婚姻从开始到结束,细细过了一遍,眼泪打湿了一卷纸。相比之下,暂时找不到工作还能扛。
“旅行可以治愈我很多不开心。”去年,慕岚在东南亚四五个国家旅行。潜水,帆船,皮划艇。旅行过程中,慕岚想,如果会英语,去发达国家找工作也是一种选择。她是背着皮划艇来到的A校。
铁打的学校,流水的学生,每周都会有新生入学,也会有同学离校,每周五的散伙饭是少不了的仪式,宿务的街头,这群异乡人深夜饮酒,杯子碰在一起,都是梦碎的声音。
A校的学习,从一个月到五个月不等。慢慢的,同学们都学毕离校了。之前梦想着学好英语去国外打拼的我们,无一例外,最后还是回到国内继续挣扎。
旭汝还是没找到工作,长时间的职业空窗加重了他的抑郁。他还在投简历,开始偏向于有英语要求的,在去菲律宾之前这是他不敢想的,但是,面试机会并未增加。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,他开起了网约车。南郑回了老家。往年,他总是在除夕前一天才能返乡,带上给父母和侄子、侄女的礼物,与家人开开心心欢聚一堂。今年虽然父母未敢多问,他还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,除了吃饭,即便有客人来,他也不出去。栋梁也放弃了出国做蓝领的打算,回深圳继续开花店,唯一不同的是,他保持了在A校的习惯,每天5:50起来背单词,还要叫上小儿子一起。
慕岚也回国着手找工作了,目标是老本行,钱少点没关系,离家近就好。划皮划艇不方便,她开始骑自行车,“戴上耳机,车子蹬到三十迈,两边的人呼呼过去,就感觉自己飞过了这样一个世界。”
回国后我还是老样子,为当下的温饱寻找写稿拍摄的选题,我很少大笑,避免了眼角的皱纹堆积更多,也怕太大声惊醒了眼泪。我再次把鬓角一片片的白发用海娜粉染红,试图从视觉上暗示自己,衰老,它不能那么轻易把我碾平。
对于我们这些中年人,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,走哪一条,依然迷雾重重。“旺族留原籍,家贫走他乡”莫不是无奈之举。没有躺平的资格,我们不得已打起十二分精神,像拳击手上了赛场,即便被生活揍的鼻青脸肿,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还得爬起来,继续扛着。